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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体与现代诗——刘诚在《金清杰古体诗词集》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刘诚    发布于:2019-06-01 22:07:28    文字:【】【】【

新古体与现代诗
——在《金清杰古体诗词集》研讨会上的发言
刘 诚

不算什么致词,也就介绍一点《金清杰古体诗词集》的成书情况。清杰这个人,我们既是纯正的洋县老乡,老家原来同属一区,后来认识也有近二十年的交往,相互之间都很了解,知道清杰不仅在行政上卓有建树,更是一位文艺方面的多面手。清杰写现代诗,写古体诗词,写散文游记,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像去美国公务期间那样紧张,也要忙里偷闲写出数万字的美国游记,还拍摄出一组漂亮的图片,尤其是尼亚加拉大瀑布那一组更是弥足珍贵。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他和文化艺术人士一向多有来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谈到面前这部簇新的《金清杰古体诗词集》,从最初萌生想法到联系出版,直到现在成书,我断断续续都有参与。清杰为人谦和,做事又很严谨,有关出版印刷方面的事情,喜欢和我交换意见。在出版成书的过程中,还曾专赴宁夏就本书的内容、风格、编排体例及用纸等与出版方协商沟通。大家可以看到,单从外观来看,这部书朴素大方,从用纸到内文编排,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都十分考究,拿在手里很舒服,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作为一位古体诗词作者,这部书的出版堪称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清杰先生文学创作的一个突破;就我们汉中文学艺术事业来说,也是一个可喜的新收获。因此在这里,我首先对清杰先生表示钦佩,并表达由衷的祝贺!
我不是一个古体诗词的写作者,因此对《金清杰古体诗词集》这部书的专业性讨论,我们留待下面要发言的各位专家,但这并不影响我就本书谈一点粗浅的印象,因为我自小便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古典诗词部分非常的执迷。我总的感觉是,这部漂亮的书是一位热爱生活、珍惜生活、执着于对生活进行思考和反省的有心人创作的有心有情有韵味的性情之作,是一位文学艺术的朝圣者投入生活之际大量心血的结晶。印象中这部书收录的作品大体有以下几类。一类是亲朋故旧及同道之间的酬唱题赠或答谢,在整部书里这类诗所占比重不小。从艺术上看,无论是短短的绝句,还是篇幅较长的古风,写得朴素真挚,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一种对朋友、对同学、对人的真感情,流露出作者为人处世的真性情。其中有一首写母亲的悼亡诗,题名《怀念我的母亲》,以平实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一位母亲一生中那些平凡而又令人难忘的方方面面,感情至为深沉,掩卷之际,一位活生生的母亲形象跃然如在目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还有一类是纪行诗。参加工作以来,作者先是在基层当语文教师,后进入行政部门工作,再后来在多个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期间一度还被调派南湖景区任总经理,现在是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期间因为工作的关系走了很多地方,接触到非常丰富多样的人和事,其人生的阅历应当说相当丰富,可贵的是作者十分勤奋,每到一地,随着山川地理风物的变幻,每有感触或领悟便发而为诗,这些诗类似今天所说的日志,只不过采用了古体诗词的形式。第三类作品写景状物,像《黎坪》《过秦岭》《登岳阳楼》等篇,或写景或抒情,怀古伤今,甚是耐读。不少咏物诗,信手取材,娴熟地运用移情等艺术手法,以物作为主体精神的映象,自由而巧妙地言说内心的秘密,抒写胸中块垒,达到了某种驾轻就熟的自由之境。还有一类不可忽视的诗为咏怀诗,如《五十抒怀》,其中既有自我剖白,又有自嘲,更有对毅然前行、去追寻理想人生的自期,活画出一位优秀公务员诚实生活,努力探寻人生价值的内心世界。又如《自问》一首:“我本山中一樵夫,淡泊富贵有如无。它年挂冠得自由,寄情山水亦知足。”廖廖几句,读来饶有情趣,境界全出。在语言的运用方面作者刻意求工,浅近朴素,畅达而典雅,虽为新古体,读来却如行云流水,绝无故意卖弄辞缲、堆积典故之弊。从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的一种经济有效的写作,古老的文体在这里重新复活,在移动互联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当然,我们既然是一次学术性的研讨,也不能完全就事论事,总得有一点形而上的严肃思考。我想研讨的目的,无非也是借助研讨来触及某些有意思的话题,以求得艺术上的进益吧。所以我想借此机会,就新古体和现代诗的关系谈一点粗浅的思考。多年以来,在中国诗歌创作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便是新古体诗人与现代诗人各写各的,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相互都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永远也不会交集。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首先当在于现代新诗诞生自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它是在与古代文完全斩断之后的文化空白里生长起来的新事物。最初人们完全不知道诗该怎么写,文言文被废掉之后,人们接受了白话,但完全不知道诗该怎么写,此种幼稚和无所适从,从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作者胡适)便可以看到。以前的诗歌经验完全失效了;唯一能取法和参照的是外国诗歌,但懂外文能读外国诗歌原著的中国人并不多,便只能依靠译者的转述,他们说这就是新诗歌应该的样子。在中国新诗后来的演变发育中,中国诗人只能参照从外国泊来的翻译体诗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但现代诗受到翻译体诗歌的影响始终很大,对此黄灿然先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随着现代新诗的崛起,慢慢走向成熟,产生了诸如郭沫若、艾青、徐志摩、穆旦、戴望舒、李金发、闻一多等一大批杰出的现代诗人,而古体诗词作为一种延续近两千年的文学传统,则迅速走向没落。建国以后,万象维新,在一种唯新是从、唯新为尊的文化氛围里,古体诗词这一品种几近绝迹,全中国只有党领袖一个人敢写古体诗词,再就是一些老干部偶尔采用这种诗体,其他人则要么对此完全没有兴趣,要么虽有兴趣但因为害怕沾上旧文化的晦气不敢写,或者写了也不被认可,不被叫好,还不如不写。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开始回归常识,人们这才发现古体诗词仍然是一个很好的诗歌样式,它不但不应该被消灭,而且应当被继承,如果写得好,一样可以表达现代生活经验。它有一整套成熟的话语体系,有成熟的比新诗更规范的体裁样式,在四大名著里,在晚清诗人那里,在《毛泽东诗词》那里,在一些台湾新古体诗人那里,大家看到了古体诗词复活的某种前景,于是古体诗词这一古老的诗歌样式以“新古体诗”的身份慢慢复活。写古体诗词的人越来越多,除了老干部,一些文人也加入进来,为顺应这一诗歌创作潮流,官方的诗歌刊物纷纷开辟了专门登载古体诗词的专栏,一个数量庞大的新古体诗词创作队伍不断发育生长,与始终占主流地位的现代诗歌写作群体并驾齐驱。像五年前我曾出面接待过一个来自西安的古体诗词采风团,当晚还搞过一个古体诗词朗诵会,其中一些作品写作的水准不低。在我们汉中,一向也活跃着一个古体诗词创作团队,其中刁永泉本是优秀的现代诗人,又是新古体诗创作的中坚人士,还有像今天主持活动的陈家林主席,他也是两栖的,以及魏义有、张小红、马迎春女士等,都是优秀的古体诗词写手。
我在这里谈了这么多,无非想强调两点。一是新古体诗和现代诗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其实真正的诗歌,在诗这一纬度上是完全相通的,诗是大家之间最大的公约数。是诗都有的谈,如果不是诗,则无论现代诗还是新古体,都没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这个活动由汉中诗词家协会和汉中市诗歌研究会联合举办,市诗歌研究会主席刘兴聪、副主席黄文庆、秘书长羊白都来到了现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愿今后像这样的情况能够更多,双方的交流能够更深入,更有效。二是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貌似盛世,而事实上善恶并存,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极其复杂的年代里,无论是现代诗人还是新古体诗人,都必须无条件地站立在真善美的一边,无论恶怎样威逼利诱,无论恶再怎样乔妆打扮,不做恶、不和恶同流合污,应当是今天的诗人群体共同的底线。你可以沉默,完全不写作,但不要做恶,不要加入恶,更不要以诗歌写作来为恶张目,这个底线并不高,稍稍努力一下都可以做到。我们的写作,无论你是操作新古体还是现代体,也不要幻想去走纯艺术的老路,那条路是无效的。纯艺术是没有的,即或有也是无效的,是葬送艺术家生命和才情的万人坑。我们的写作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我们这个时代公平和正义的力量,决不能站在恶的一边,为恶张目或言说。当然也不要指望以诗歌写作的方式去取悦于资本和权力,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你研究那么多的平仄也没有用,格律诗写得再严谨,对仗推敲打磨得再工整也没有用,整个的写作就失效了。它跟人心是两张皮,根本就不可能往人心里去。九年前汶川大地震,有个山东作协的主席王某曾填《江城子》词一首。诗云:“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老实说,这样的诗不仅肉麻,低劣,让诗人斯文扫地,而且一看便知是反智的,反常识的,甚至是反人性的,一般正常人绝不会这样想、也绝不会这样说话。举国上下救灾,党政大员齐聚,只能说明灾情特别重,人民群众承受的生命财产特别大,以至连远在北京的党政要员都惊动了,何来“纵做鬼,也幸福”的说辞?“做鬼”是幸福的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难道做过一两次鬼,有鬼经验?这样的诗闹成天大的丑闻一点也不惊奇,用一句民间俗语就叫“拍马拍错了地方”。可你是诗人啊,你怎么能想到要用诗歌去“拍马”呢?一个诗人如果沦落到完全不近人伦,不讲一点风骨,到了写诗约等于拍马、不拍马则无以为诗的份上,要这样的诗歌何用?还有最近四川凉山一带森林大火,三十一名消防人员献身,其中就有宁强的一位青年,这些英勇献身的人当然值得悼念,可是我看到微信朋友圈疯传的一些文章实在不忍卒读,它老在那里说“青春火样红”,幸好还没有发现诗人这么写,我们的诗人如果也这样去歌颂死者,是不是太过肤浅?你问过人家亲人的感受吗?人家不要做什么英雄,要的是活生生的战士安全地回到家人身边!人都死了,你不去追问悲剧的原因,却去歌颂这种死,说这种死多么美丽,对于在悲剧事件中不幸死难的死者来说,这样的抒情即便不算一种“强奸”,至少也是一种轻慢和伤害吧。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中国古代是这样,目下现代诗和新古体诗并驾齐驱的盛况也可作为佐证。在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都是把诗歌纳入教化的范畴,对诗歌影响世道人心的力量一向极为推崇。在古代,读《诗》成为人生必修的功课,不读《诗》则不能“多识鸟兽虫鱼之名”,连说话都困难,没法和人有效地交流,更无法进入上流社会。诗歌地位的高启,让许多文人在仕途之外看到了一条出人头地的新途径。自屈原起,一种独立的诗歌的言说以“抒情诗人”的角色正式出场,一批拥有杰出才华的士人(或失意官员)通过诗歌的写作名满天下,这批人开始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望。到了唐代甚至以诗取仕,诗做得好就可以做官,被朝廷委以重任。李白当年经由房玄龄推荐,即可平步青云,去京城做翰林待召,也就是文学侍从,可谓一步登天。白居易,一介意气风发的青年书生,经由名家推荐去了“居大不易”的京城,好在诗做得好,不但在京城居留下来,而且慢慢发达起来,竟至成为一代文学领袖。杜甫,《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不可一世的文学青年,怀抱“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最后竟也做到了部长级的“左拾遗”。但诗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一千种答案,没有一种答案是说它可以用来达到世俗的目的,一但给它施加世俗的目的,诗就压死了,窒息了。诗的生命在于自由,诗的美在于风骨。古人说,物不平则鸣;人总是心有不平,发而为文,才有诗这种稀罕的物件。人即使是生活得非常幸福,各方面都很圆满,社会和谐,岁月静好,也一定会有生老病死,更何况还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伧然而涕下”之类挥之不去无可解决的永恒问题。如果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也不必写诗了,再要写也只能是等而下之壮夫不为的“为赋新诗强说愁”了。中国古代将诗人称为骚人,大约也有这个原因,意思大约是这批人是专门发不平、发牢骚的专业户,这批人也确实特别敏感,总能在千万人之先感受到那些引领潮流的方面,且不惮于以诗歌的形式来加以指认。中国古代诗歌讲究“怨而不怒”,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特别高大上的端庄法相。怨而不怒,这是中国传之千年的诗教,无论什么人,处在什么朝代,只要你写诗,而又指望登大雅之堂,被时代接纳和承认,真善美是诗歌永恒不变的主题。对统治秩序有害的东西,你要尽量避免;你必须“怨”,但又不能太激烈、太对抗,要尽量地和今天所说的“主旋律”保持一致,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歌颂和批判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这些当然都有道理,可是在当代中国的环境下,多年来我们的诗歌不是太金刚怒目了,而是太甜腻了,我们别说是“怒”,我们的许多诗歌连“怨”都没有,有的只是于丹教给大家的,尽管灰霾蔽天不知今夕何夕,严重的时段甚至连呼吸都困难,可是她说只要你坐在家里,多从自身找原因,“就能感觉到,岁月依然静好”,天下依旧太平。可我们是诗人呀,我们不能在诗歌写作里去贩卖那些注定是假冒伪劣的于丹牌心灵鸡汤,读者要求每一个诗人就当代问题勇敢地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其实读者眼睛是最亮的,也是最有常识的,反而是许多诗人完全没有常识,老在诗歌里写蠢话,傻话,疯话,怪话,一而再、再而三地败坏了诗歌的名声。想一想这三十多年来,当代诗人在诗歌里写了多少蠢话和傻话啊,一些诗人写的东西经得住一个正常人追问吗?经不住。现在网络上便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劣诗歌,你在微信上泡十年,也未必等得到一首两首能往人心里去的诗歌。面对扑面而来的中国问题,你却顾左右而言他,老在那里见月伤心、见花落泪,或一个劲儿地和谐社会会、岁月静好,抒不完的廉价情,你的诗歌能往人心里去吗!你的诗歌没有直捣人心的能量,无论你是现代体还是新古体都没有用。可是反过来,只要你在诗歌里一说人话,立马让读者眼前一亮,灵得很。你的诗歌里如果有一些批判的力度,你的诗立马焕然一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炼达即文章。诗歌里震撼的力量便来自于惊人的发现和意无反顾的表达,你如果胆小或者执意要用诗歌来奉承拍马,博取荣华富贵,只能与震撼的力量无缘。诗人难做不在于技术,主要在于诗人骨头的硬度——这是很多诗人修炼一生未必能修得到的。
那么向后退一步行不行呢?向后退一步,我们做不了英雄,退而求其次,做一个吟风弄月、无伤大雅的文人雅士总可以吧?我的看法是也不行。我觉得我们诗人——无论你是现代诗还是新古体——尤其是新古体,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倾向便是,永远不要指望在一个严格检验的年代通过诗歌的写作来做一个文人雅士,更不要以此为荣——你能雅到哪里去呢,那样做不仅自私,而且可耻。
这些零碎的想法,借此机会与大家随便交个心,以期与在座各位诗界同仁共勉,也兼与我的老朋友清杰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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